在整个访谈中,令我最为印象深刻的是最后的那一幕——主持人原本准备了一系列例子试图让这位老学者认输,结果在听完他的见解后愣在那儿,完全接不上话。这个画面比任何头衔都更能传达他的重要性。这位美国顶尖的战略专家果断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独特的全能型传奇,经过五千年的历史检索,我们无法找到与之相提并论的类似案例。看完这段话后,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激动,而是感慨万千。近些年来,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讨论变幻莫测,从“崩溃论”到“见顶论”,再到“衰落论”,一波接着一波。然而,深入研究史料与数据的老一辈学者,往往说话最为谨慎且坦诚。
艾利森这样的高水准学者,能够将话语提升到“神话”这一层次,绝非随意之词。他为何敢下如此重的论断?经历数天的思考,我分析出几层深意,逐层拆解开来。第一层要义是量级问题。主持人开篇便列举了英国工业革命、苏联竞争和日本战后的奇迹,试图让艾利森承认这些情况也算得上是合格的样本。艾利森却毫不留情地反驳道,这些历史实例根本无法与当今的中国相提并论。起初听来尖锐,细想后确实如此。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国民仅有两千多万人;日本经济起飞的那几年,人口也不过一亿多;而苏联虽然规模大,但工业化却片面严重,最终因轻工业和民生长期被忽视而导致崩溃。如今的中国有着十四亿人口,共同向前迈进,任何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都具备巨大的意义。
历史上单项强国屈指可数,荷兰的航海、英国的纺织、德国的化工、美国的电气和日本的家电都是各自领域的一时之霸。然而,这些国家的实力本质上都是片面的。中国的局面则截然不同,它在工业规模、贸易总量、消费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例如,在汽车产业方面,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八月的统计,预计到2026年七月,中国单月汽车出口将达到104.3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81.3%,重要的是,新能源车也占了其中的部分。这一切曾被视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现在不仅成为现实,且正以惊人的速度加速发展。
再从高铁而言,相关经济研究刊物发布的数据指出,“高铁急送”所构建的跨城实时物流网络已覆盖近200个城市,其时效兑现率超过98%。这些数字不仅代表着数公里的建设,而是展示了一整套全国高速运输的体系,彻底重塑了物流、生活和产业形式。如果将这些成就逐项罗列出来,我们便不难发现,中国不是在某一领域奋力向前,而是在许多领域齐头并进。艾利森之所以称之为“神话”,而非“奇迹”,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奇迹是偶然的,倚赖运气与机遇;而神话则是超越现有理解范畴的存在,是无法被模型所框定的事物。
过去五百年间的强国兴衰模式本能适用于那些后来者,如荷兰、英国、德国和美国。而当这个模式遇到中国时,逻辑便失去了效能。这才让顶尖的学者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一生所习得的分析工具在中国的案例面前失效了。第三层深意,更是我认为最为核心的一点,是逻辑的本质差异。我一直觉得“崛起”一词使用的不够精准,带有某种从无到有、似乎暴富的味道。艾利森在访谈中特别区分了“崛起”和“复兴”这两个概念,这显示出他的深思熟虑。其他国家的崛起往往是为了抢夺市场资源,而中国则是回到自身的位置,这一点至关重要,并直接影响到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策略。
作为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理论的学者,艾利森显然最应该相信新旧强权间的必然冲突。然而,他这些年多次反复强调——识别陷阱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陷入。在他与全球化智库王辉耀的对话中,他明确指出,中美两国“注定要共存”。到今年的专访中,艾利森更进一步,认为中国这一现象本身并不适用于旧有模式,因为它并非要取代谁,而是要重新归位。对此,我认为这表明了老学者的清醒,远比一些反复呼吁“脱钩”和“围堵”的鹰派论者更具高度。网络上确实有人对他的言论表示质疑,认为他可能是受到中方的“公关”影响。然而,艾利森回应说,他不站任何一方,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欢迎持偏见的人亲自到中国来走一遭。他描述了一些亲眼见到的场景,比如上海洋山港中,成千上万个集装箱通过无人化设备进行调度;贵州山区云雾中的宏伟桥梁和深圳写字楼内年轻人的千亿级产业规划。这与基辛格在1971年秘密访华时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当时长安街上车辆寥寥,物资供应也需凭票发放。时隔两代,国家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革,历史上找不到任何可以匹敌的实例。
我想补充一点,在访谈中艾利森并没有深入阐述,但十分值得深思的是,中国这轮全能型的发展,实际上是将西方花费数百年才完成的三个阶段——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压缩进一代人之中并行推进。英国耗费了一百多年才能完成工业革命,美国则用近百年达成城市化,而硅谷的信息化又是建立在数十年的积累之上的。而如今,中国的十几亿人正在将这三者融合成一股强劲的合力,齐头并进。